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并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列强的“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有识之士希望运用和平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把中国变成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这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维新变法运动。

为什么要进行维新变法？变法为什么会失败？维新变法中天津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杯天津衛 知晓天津事

衛酒，一款具有地标性文化内涵的典藏佳酿，天津高端商务用酒。

今天我们来讲述这场维新变法运动的经过和意义...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这个号称“天朝大国”人口土地面积远超对手的清王朝，败于明治维新变法不足三十年的东洋弹丸小国日本，这极大的震撼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变法维新方能真正图强。

于是在光绪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以康有为为首，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敦请光绪皇帝仿效日本与西方，推行变法。

那么慈禧对变法是什么态度呢？慈禧对请示的光绪皇帝表明了她的态度：“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慈禧这个表态有两点，一是她赞成变法，二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有限度有节制地变法。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光绪便于6月11日予以颁布，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帝后两党虽然在变法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更致命的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在所难免。

为搬开挡路的守旧派，光绪下令将怀塔布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任用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架空守旧的军机大臣。最让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召见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抓军权。帝后两党的权力争夺渐趋白热化，过于急躁的维新措施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慈禧，威胁到了慈禧苦心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权力架构。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大肆抓捕维新党人，变法失败。

而在这股强大的政治风暴中，作为全国第二大商埠，位处京都门户的天津，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充当什么角色？

维新时期的天津，是新知识分子的天下。他们虽没有得到直隶、天津等地方疆吏的明确支持，但也没有受到当局的掣肘，更没有遇到旧派人士的公开反对。这是因为天津是洋务派的主将李鸿章等人控制的地区，他们的洋务事业实为维新运动的先导，与维新派的变法活动也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洋务派的洋务活动和维新派的改革在本质上都是学习西方以求富国强兵。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天津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要冲，并涌现出一位核心人物——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严复曾留学英国，目睹资本主义盛况，深感中国贫弱之根本在于社会制度的腐朽，认为仅靠洋务运动不能富国自强，只有维新变法，方能解救中国。

于是严复一马当先，带领同道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连续发表《救亡决论》等四篇政论文章，指斥君主专制造成中国长期积弱不振，国将不国的危机局面；

二是倾注全力翻译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名著，透彻地阐明学习西方学说和科学新知以拯救中国的道理、方法和途径；

三是他和王修植、夏增佑等人创办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型报纸《国闻报》，旨在沟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之情”，充分报道国内外新闻，介绍西学新知。

严复抨击君主专制、系统翻译和宣传西方政治名著以及创办新式报纸等活动，使天津成为西学的基地，从思想上武装了维新派，使天津成为与北京、上海和湖南并驾齐驱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四大重镇之一。

维新变法运动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杯天津衛，知晓天津事！关注天津衛酒集团公众号，继续带您了解天津！